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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同书 1783年作 致友人信札 册页（七开）
24.5×15cm×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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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录号：
0318
拍品名称：
梁同书 1783年作 致友人信札 册页（七开）
年 代：
1783年作
尺 寸：
24.5×15cm×14
材 质：
水墨纸本
形 制：
册页（七开）
题 识：
题签：1.梁山舟先生信札，戊戌夏迪军题。钤印：迪军之印（白）2.梁山舟先生信札，戊戌仲夏迪军题端。迪军之印（白）
款识：癸卯重九日，山舟，发第十七号。
鉴藏印：石埭李氏鉴藏（朱）
拍品描述：
释文：六月初九发十号家信，随于十四日发十乙号，专为报知二奶奶没信，寥寥数语，不暇细写，屈指均应于此日到京，不特吾弟闻之悲慟，匠诲方喘息未宁，兼之子女多病，心绪不堪之时，又遭此变，设灵、成服、报忧等事，又须重新做起。看来南北如此，是家运是吾弟父子命里利勀所致，未必尽观于住屋也。六月朔日北信交祁胖之第九号，本月五日收到，并非速程，据云在苏耽搁也。其
六月十七由塘发来第十号信，昨日亦收得，颇速也，方知匠诲抵京日期，一路人物安稳是大慰望者。又知寓中子女孙辈如许，病痛莫说身当其际者，即我看信上云云，直烦恼不解矣。能说一走数月始达京师，幸老童一项，趁祁林在京时交代清楚尚好，不然则又成未了事矣。匠诲所带去画片，都是现在无处寻觅之物，如秋林抚琴，仇画真者百中无一。吾弟以小为病，独不知赏鉴自古以小轴为精乎。夏山渔隐是水墨，黄樵山樵笔意，故用干笔。若云不合夏山，则必须仿赵大年笔意才合耳。采石图，因萧尺木笔甚少，其笔墨高淡，是渐江一派，不可轻也。以上语若出自吾弟意，不必说。若与人看，而人窃议如此，则必出自赚兰高之辈，不可不防，总之合贡则用之，不合贡则藏之。家中已罄尽，即当此一二幅不为过也。适值弟七月十八所发十二号信，后未得续到之信，颇为悬望想，能说回必有信客，而能说又始终未到。昨日上午收塘递十四号，内有附十三号一封，才知端委。
京师开吊殊不容易，寓中又无人帮，其实可省此一番布置，况开吊实是俗例，七中受吊，今满洲颇合古礼耳。小男女之病，概不说及，谅已都愈。匠诲眼疾想亦全好也，会项一事，吴与唐信一封，皆已领会得，日内方在部署，此事照本写所行可也。家中眷口如常平安，亦无可语。原拟会项交代后再发，因今日适届报期先发，此数语以慰吾弟悬悬。且浙榜发后，谅亦喜闻家卿亲友吉音。故客欲名录二纸，其实亲友亦甚少也。此科榜前浮言颇多，榜后颇帖然。缘所中寒士无闻者多，且有至今不能举其里居字号者。至闱卷好丑，亦未尝与目也。
经坛分（附）京师除大农，外省除湖北二分，供仅百余金。此外亦有通信者，亦有杳无影响者。将来有绯且麗，略亦不知如何办去，
而钱玙沙先生，已飘然北去。省城昨有李宝幢，褒然举首，又非能出力之人。蓬蒿当雀竿不得已也。草栏水缺其能济乎？然而鞭长莫及，叫呼不闻，亦无可如何，静待而已。若公所晤新参，不可不使闻之。倘外省有便只须得此公一语，便多少得力。家新参见时代我道喜，弗忘。若非曾得伊一札，见时为无候之适无暇，不得即复。今年顺天一榜，皆伊小门生亦可贺也。许三母舅前日初七已作古矣。
回杭赠以数十金粗了，去年领旧物账目。孙临时应允致书。惠督喜公恳其帮助伊眷口出京，山东一路则補山，认为照料。闻尚有友朋公书，即托彼遣人处京布告同人。我不预其事，未知其详，谅其弟辈，不能免于邪许之前也。此人理当不应尔，总之平日一伤于酒，再伤于气性，且溺于医药，自以为能谓已病无故。煎膏丸散以身试药，则安得不受草木之累乎？会银一事，路洛并无稽滞，匏伯亦尚未到杭，并及二弟览。
梁同书（1723-1815），字元颖，号山舟，晚年自署不翁、新吾长翁，钱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大学士梁诗正之子。于乾隆十二年（1747年）中举人，十七年特赐进士，官侍讲。自幼接触书法，习书60余年，久负盛名，所书碑刻极多。工于楷、行书，到晚年犹能写蝇头小楷，其书大字结体紧严，小楷秀逸，尤为精到。与刘墉、翁方纲、王文治并称“清四大家”。著有《频罗庵遗集》《频罗庵论书》等。
梁同书（1723-1815），清代书法家。字元颖，号山舟。钱塘（今属杭州）人，与刘墉、翁方纲、王文治书名并称。父亲梁诗正（历任户、吏部尚书，授东阁大学士）弟弟梁敦书，（书信中的提到的弟弟指的因该是梁敦书）祖父梁文濂。
生活在清代中晚期的学者钱泳对梁同书的描述中说到：“博学多文，而尤工于书。日得数十纸，求者接踵。至于日本、琉球、朝鲜诸国，皆欲得其片缣以为快。余少时游幕杭州。尝修士相见礼谒先生于竹竿巷里第，必纵谈古今书法源流以启迪后生，有董思翁老年风度。年九十余尚为人书碑文墓志，终日无倦容。盖先生以书法见道者也。”从中可看出梁同书对书法的见解高深，对书法侃侃而谈的样子有董其昌老年时期的风度。不仅如此，他的书法作品在当时就已经受到藏家的追捧，甚至日本和朝鲜等国都有不少藏家想要得到他的作品。
信中提到“二奶奶没”，操办丧事，以及子女多病等事情。根据文献考，1735年（雍正十三年，乙卯）梁诗正的母亲凌夫人在家病逝。与信中所提的时间与人物不吻合，且梁诗正的并未有过继母。与信中所指似有矛盾。山舟生母包夫人于1767年（乾隆三十二年，丁亥）卒。梁同书1747年（乾隆十二年）时年二十，与弟弟同中举人，后一年与弟弟赴京参加戊辰科会试，未果。1752年（乾隆十七年，壬申）山舟时年三十，在京参加八月的会试。本科为乾隆帝以皇太后六旬万寿所开恩科。由于父亲当时官吏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，圣眷正浓，故特恩准参加殿试。山舟乃中秦大士榜二甲第十六名进士，改庶吉士，习国书。这样，山舟与父亲梁诗正、弟弟敦书就同住于京城了。直至1758年（乾隆二十三年，戊寅）山舟大考中得二等，擢侍讲，寻充日讲起居注官。在仕途上本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却因为梁启心的亡故，即丁忧归杭州。后除了1790年（乾隆五十五年）曾进京恭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以及两度重游泮宫外，皆里居杜门，以读书写字为乐。1782年，3月袁枚过杭州，梁同书为之跋《随园雅集图题咏》。因此1783年（即信中落款癸卯）梁同书很可能也在杭州。
梁同书的书学观念，作为清代帖学大家，在对历代书法的鉴赏上有自己的见解，其书论一般都从自身实践得来，对前人的观点影响从不人云亦云，在这方面体现得最明显的是对《淳化阁帖》与《兰亭序》的批评。原因是好的拓本不会流传于市井之间，面对民间充斥的翻刻本，梁同书在此提出了批评。帖学之祖《淳化阁帖》是北宋淳化三年(992年)宋太宗赵炅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，命翰林侍书王著辑刻，共十卷，计用枣木板一百八十四版，刻文二千二百八十七行，为大型汇帖之现存最早者，世称“帖祖”。宋初《阁帖》枣木板刊刻后，唯大臣进登二府者得赐一本，此后帖板皴裂只能用银锭加固，后又遭火焚。北宋后期，《阁帖》祖本就极为罕见，导致翻刻之风兴起。现藏于浙江图书馆的《淳化阁帖》民国时期拓本上还保留了现存帖石遗失的三则清人题跋，分别为山舟先生乾隆四十六年题跋、孔继涑，孙仰鲁乾隆四十七年题跋。
家族对山舟先生书法影响深远。山舟先生一门，祖梁文濂，叔父梁文泓，父梁诗正，皆负书名。同书十一二岁时先祖自课予兄弟二人，有“乃祖乃翁穷到骨，只今仍遣读残书之句。”先生从小家境虽贫寒，在一日为《凤巢书屋图》作题跋时，回忆起幼时先祖梁文濂曾每日督促先生及胞弟学习书法，可以说，梁文濂给予了山舟先生最早的书法启蒙。直至梁诗正显达时，先生便随父住京，十二岁时便可为梁诗正代笔应酬，这阶段，梁文濂早期对先生书法的杰出培养足见一斑。“公于书法出天性，十二岁即能为擘窠大字，求文庄书不得暇辄命公代书。”《徐文穆公夫人墓志铭》即公少作。
此外，其书论亦受到董其昌的影响。董其昌作为影响清代帖学书坛的核心力量，清代前期的书法家无不受其影响，而董其昌对梁同书的书学观的行成自然有不可不可低估的作用。董其昌对山舟先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其书论的引用、借鉴及延伸。他尊帖抑碑的立场很有可能是受到董其昌影响。
根据信中梁同书对用笔的提及考其对于毛笔的个人看法。自晋唐以来，善书者亦需择纸笔，然而清代书法的风格却与长锋羊毫的普及有相关，这一首要提倡自是由梁同书开始。在梁同书提倡之前，羊毫虽然也有书画家使用，但并不盛行，所盛行的是紫毫枣心笔。梁同书在题《自书经册》时，所用工具为紫毫、粉笺，所用笔虽为当时佳笔，但却感叹无软笔可用，所以所书“与前有异”。因此可以知，不同的书写工具，在梁同书笔下便是两种面貌。梁同书喜用长峰羊毫，在《频罗庵遗集》中多有涉及，因而长峰羊毫自有相较于枣心紫毫所具有的优点。在此处要澄清一点，梁同书在书论中所频频提到的“极软笔”是不是如今我们所常见的极软的纯羊毫，尚有待考证。
此册提及的梁同书与人交易书画收藏及其鉴赏观念，对研究他的生平交游及其藏品有所裨益。他认为好的作品“自古以小轴为精”，体现了“精品”的概念，所藏范围也颇为广泛。有王蒙、仇英、萧云从，而萧云从是“渐江一派”，也是“安徽画派”的雏形。他信中所说的清代丧葬观、科举、医药，也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，补充了梁同书生平的重要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