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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其昌 行书《乐志论》卷 手卷
27×368.5c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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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录号：
0872
拍品名称：
董其昌 行书《乐志论》卷 手卷
尺 寸：
27×368.5cm
材 质：
水墨纸本
形 制：
手卷
题 识：
【款识】余书似可直接赵文敏，第少生耳。而子昂之熟，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。惟不能多书...
拍品描述：
【释文】使居有良田广宅，背山临流，沟池环匝，竹木周布，场圃筑前，果园树后。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，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。养亲有兼珍之膳，妻孥无苦身之劳。良朋萃止，则陈酒肴以娱之；嘉时吉日，则亨羔豚以奉之。蹰躇畦苑，游戏平林，濯清水，追凉风，钓游鲤，弋高鸿。讽于舞雩之下，咏归高堂之上。安神闺房，思老氏之玄虚；呼吸精和，求至人之仿佛。与达者数子，论道讲书，俯仰二仪，错综人物。弹《南风》之雅操，发清商之妙曲。消摇一世之上，睥睨天地之间。不受当时之责，永保性命之期。如是，则可以陵霄汉，出宇宙之外矣。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！
董其昌，字玄宰，号香光、香光居士，华亭（今属上海）人。万暦十七年进士。官至南京礼部尚书，诏加太子太保。才华俊逸，少负盛名。工诗文，善书画，精鉴赏。书法超越诸家，以行楷称绝一代，与邢侗、米万钟、张瑞图并称“晚明四家”。其书法自成一家，对明末清初书风影响很大。山水师董、巨，以黄、倪为宗，以禅论画，有“画分南北宗”之说，著有《画禅室随笔》等。
董其昌草书《乐志论》卷题识的重要意义
——董其昌关于书法的“生”、“熟”之论
《乐志论》是是东汉末年哲学家仲长统的文章，他生逢乱世，想寻求一片身心得以寄托的净土，在《乐志论》中表达了自己的隐逸情怀。仲长统向往的隐士生活，除了和其他隐士一样在精神上有高尚的情操外，在物质上也有许多奢求，几乎是“富裕型隐士生活”。仲长统的乐志论，读后不仅让人心向往之，而且引人深思。历代诸多书法大家都书写过《乐志论》。董其昌一生曾不止一次的书写，就有一件现藏于沈阳故宫。从书风来看此卷为其稍早时期的作品，而卷后题识之于研究董其昌书法的重要价值是它卷所不具备的。
董其昌论书有生、熟之说，历来引人瞩目，比如清代吴德旋便称赞说：“董思翁云，作字须求熟中生，此语度尽金针矣。”
对此，董其昌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有一段重要的论述：“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，第少生耳。而子昂之熟，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，惟不能多书，以此让吴兴一筹。与赵文敏较，各有短长。行间茂密，千字一同，吾不如赵。若临仿历代，赵得其十一，吾得其十七。又赵书因熟得俗态，吾书因生得秀色。赵书无弗作意，吾书往往率意。当吾作意，赵书亦输一筹，第作意者少耳。古人云，右军临池，池水尽黑，假令耽之若是，故当胜。余于赵亦然。”
而这件董其昌行书《乐志论》卷的题识中写道：“余书似可直接赵文敏，第少生耳。而子昂之熟，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。惟不能多书，以此让吴兴一筹。画则具体而微，要亦三百年来一具眼人也。董其昌。”这段话正是见于其所著《画禅室随笔》当中。说明董氏对这件作品的满意度是极高的，亦可见此卷在董其昌传世作品中的重要性。
董其昌认为自己与赵孟頫在书法方面有生、熟之别。生熟和书写的多少是有关的，正所谓“不能多书，以此让吴兴一筹”，然而显然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书写的多少，否则“赵书因熟得俗态，吾书因生得秀色”就不可理解了。练得多反而有俗态，练得少反而有秀色，绝无这样的道理。有学者将“生”解读为风格的“生拙”，然而因生拙而“得秀色”，也不易说得通。亦有学者将“生”解读为不拘古法而出新意，若如此，则是赵孟頫多古法而董其昌多新意，那么董氏所云“若临仿历代，赵得其十一，吾得其十七”又与此相抵悟了。
“生”既不是生拙，又不是与古法相区别的新意，那生、熟二字究竟何谓?事实上，理解董其昌书论中的赵、董之别与生、熟之别，不能脱离师法古人（尤其是晋人）这一语境。董其昌说：“赵文敏临稧帖，无虑数百本，即余所见亦至黔矣。余所临生平不能终篇，然使如文敏多书，或有入处。盖文敏犹带本家笔法，学不纯师，余则欲绝肖，此为异耳。”晋人书法，是赵孟頫与董其昌共同的学书宗尚。在董氏看来，赵孟顺比自己练得多，其实只是运以自家笔法，而自己虽然写得少，却能逼肖古人。自己比赵孟顺欠缺了熟练，却比赵孟顺更多了对古人笔法的心领神会。
董其昌认为，若要探得古人妙处，必当在学书的过程中有所“悟”。他说：“余少时学虞书，忽于临写时得其用笔之诀，横斜曲直，无不合者。他书则不尔…近代王雅宜，一生学永兴书，独于发笔不似，若其形模，已十得六七矣。固知古人长处，须悟后可学也。”王宠终其一生学习虞世南，不可谓不熟，但是只能得虞书之间架，笔法却不能相合。而自己学习虞世南，是在临写中有所领悟——“忽于临写时得其用笔之诀”，并在这领悟的驱动下继续临写，以至有更深入的印证——“横斜曲直，无不合者”。
董其昌又对苏轼与赵孟頫有所比较，他说：“赵吴兴大近唐人，苏长公天骨俊逸，是晋宋间规格也。学书者能辩此，方可执笔临摹。否则纸成堆，笔成家，终落狐禅耳。”大意是说，苏轼的书法能入晋宋（指南朝宋）格局，而赵孟頫则只能学至唐人，如果不能对书格有见地，纵然有再熟练的工夫也是徒劳。
上引董其昌的诸多议论，涉及赵孟頫与董其昌之比较、王宠与董其昌之比较、苏轼与赵孟頫之比较，这些比较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。
在他的眼里，自己能入晋人格局，而赵孟頫与王宠不能得晋人妙处，根本的区别是，自己能够在学中悟，于悟后学，而后者则一味临学，而乏于领悟。
追摹前贤笔法，当然需要不断临写以求精熟。随着临写的深入，学书者对古人的笔法会有新的领悟，自身的理解结构和书写方式因而得到调整。当获得一种新的理解结构和书写方式之后，又需大量的练习去印证、巩固、提高。
在这个练而悟、悟而练的不断循环的过程中，学书者对于古贤笔法的理解和实证越来越真切深入。每一次新的领悟都是以往之“熟”推动的结果，同时也是对以往之“熟”的打破，自可称之为“生”。而每个阶段的力求精熟的练习都发源于“生”，并且成全了“生”，犹如瓜果由生而熟一般。因为有“生”，书法的练习才能活泼而富有生机。因为有“熟”，这生机才能得到养护和光大。
任何一个书家都是在悟与练的循环中趋近古法之真谛的，然而不同的书家或又有所侧重。有的侧重于悟，趋近古法之妙却难免有生疏之憾；有的侧重于练，下笔精熟却难免执着于自己的书写习惯。“古人长处，须悟后可学”，“生”与“熟”的张力，其底蕴当是学古之途中“悟”与“练”的张力。
在董其昌看来，不同的书家有或生或熟之不同，书画之间亦有所不同。他说：“画与字各有门庭，字可生，画不可（不）熟。字须熟后生，画须生外熟。”“字须熟后生”强调的是书法的“生”，“画须生外熟”强调的是绘画的“熟”。
事实上，无论书、画，生、熟相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。推而扩之，这个道理又不限于书画。董其昌的好友陈继儒有云：“治国家有二言，曰忙时闲做，闲时忙做。变气质有二言，曰生处渐熟，熟处渐生。”人生修为的过程亦是生而熟、熟而生，而其义谛亦当不离领悟与实践的相即相成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