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OT 7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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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Ｃ形龍／青黃玉獸杖首／玉鳥首／玉鳥首構件
4.5×13cm / H 5cm / 5.5×4.5cm / 6.3×5.3cm
作品估价：TWD 500,000-2,50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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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交状态：待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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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录号：
712
拍品名称：
玉Ｃ形龍／青黃玉獸杖首／玉鳥首／玉鳥首構件
年 代：
紅山文化
尺 寸：
4.5×13cm / H 5cm / 5.5×4.5cm / 6.3×5.3cm
拍品描述：
來源：日本酒井家族舊藏 基於紅山先民製作的大量鳥、獸、蟲、魚、龍玉器，動物崇拜如今已是研究紅山文化，乃至史前遼河地區文明的重要環節之一。不過礙於與中國信史時代之上限相距過遠，儘管樣本充足且不乏保存較全之遺址，今日對該些玉器背景之認識仍相當短淺，僅能由考古成果窺得幾點：第一，遼河流域於興隆窪時期便已於聚落製作象豬龍之堆砌藝術，其後之趙寶溝文化亦承此傳統，至紅山文化遂於表現形式上發展至高峰，可知該地之動物崇拜由來已久。［1］第二，紅山動物玉器幾乎皆具穿孔，並多在墓葬中置於身分較高墓主之頭、胸及手旁，可知這些文物和當時特權階級的個人應有宗教上之緊密關聯。［2］第三，除玉器外，過去尚於紅山文化的神廟遺址中發現禮儀所用之動物陶像，可為象生玉器非純屬裝飾之佐證。［3］第四，經半世紀內Ｃ形龍（玉龍）、玉豬龍（龍形玉玦）一類器物之出現與增加，尚揭示紅山時期已存在具複合動物形象之變形藝術，並透過此種表現形式傳達某種神話思維。［4］
此組玉件即皆屬具上述背景之紅山文化遺存，案四玉悉為圓雕，用料、類型及保存狀況各殊，以下分論之。首先就體積最大之墨綠岫岩玉質者言，其澤渾濃柔潤，一面覆膏沁逾半，且後部器表遭蝕；另一面則僅於尾端生冰裂沁。形顯為Ｃ形龍之首部，而於體長約五分之一處截離，斷面似非出土後造成。案現存之Ｃ形龍依尺寸概可分大（高25公分左右）、小（高15公分左右）兩類，依照頭、身比例，此器當屬1971年內蒙古翁特牛旗賽沁塔拉村出土「中華第一龍」（參閱3）之同類，且玉質似亦相同；而震旦博物館則同樣藏有體積相似的Ｃ形龍頭部殘件（參閱1），足見如此殘件乃不為孤例。
其次是青黃玉質之獸首，側視概呈三角旗形，立長耳，吻微突，劃大圓為眼、長隙為嘴。正面雕刻精細，鼻梢出二竅，根顯褶皺，至額出網格陰線。頸以下呈方柱狀，延伸不久即收斜切斷面，上有附著物。案此種獸首歷來雖已數見，不過多存下部形狀略顯生硬不一者（參閱5），疑為早已損壞的改製器，［5］所幸由半拉山墓地出土M12:4〈玉獸首端飾〉（參閱4）尚可窺見這種器形之原貌；至其用途則可參鄧淑蘋女士等人對台北故宮所藏〈白石鷹杖杖頂〉（參閱6）之推測：是「可插嵌在木桿上端，巫覡執之以為權杖，祭祀時豎立於祭壇上，依附自天而降的鷹神之靈」——縱使獸形有別，仍可藉極為相似之形制，將這類獸首玉歸為插件，［6］且可從嵌合設計明白它們經常斷裂的原因。
再者，四玉中體積最小者乃一裹白沁之完整青玉勾形器，其剖面央厚端薄，狀似獸之獠牙或趾骨，而於根部之兩側作浮雕雙圈同心圓眼，背面則沿器長挖橫向穿孔，繫線後可懸如尖齒——如果將其彎鉤處視作鳥喙，遂可令其目適得其所，故此器應是象鳥首之前段。撇去常見之全形正視玉鷹，尚有首都博物館藏〈「鳥」形玉器〉（參閱7）與此器相類；至於翁特牛旗博物館之〈短鉤形玉器〉（參閱8）雖扁平無目，仍同呈牙形，亦得參照。
最後為色呈膏褐之鳥首：考紅山文化常用之玉料，其恐屬蛇紋岩質。構形單純，通身近棒狀，首出大三角喙，巨目鑿成穿孔，並於器底留圓形套口，切面俐落而連續，亦是完整保留件。案紅山文化中非圓雕獸形玉常存眼部通孔之例，而極少見到套榫結構器物，此器之珍稀程度自不言而喻；考其功能，可能和〈青黃玉獸杖首〉一類嵌玉相似——蓋鳥類乃紅山動物崇拜中之大項，包括納斯台、東山嘴和牛河梁等遺址皆不乏獨殊之鳥形玉器（圖一），於彼時之宗教系統中恐具重要地位，［7］遂致今見四玉中便有一半為鳥形器。
而此玉件之組合尚含一緣由，為早年日本藏家直接向中國第一手文物販子洽購時，常習慣不論物況，將前者手中同類型之物品悉數收購——酒井繁松先生亦不例外——在委託方之證實下，可知四玉應出自同一來源，且皆是紅山文化足跡，並合為集成，足藏於金匱石室之中。
註腳
［1］劉國祥：《紅山文化研究》二冊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15），頁697-698。
［2］馬海玉：〈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三大玉器系統功能淺析〉《赤峰學院學報（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第38卷第1期（2017年1月），頁20-21。
［3］馬海玉：〈牛河梁遺址無底彩陶器、玉器和造像系統功能探析〉《鄭州大學學報（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第50卷第1期（2017年1月），頁112-113。
［4］張麗紅：〈變形的藝術符號與永恒的神話意志：紅山文化玉器造型形式的文化解讀〉，《文化遺產》2014年第1期，頁91-92。
［5］見參閱5出處說明文字。
［6］鄧淑蘋等：《敬天格物：中國歷代玉器導讀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1），頁56。
［7］關昊：〈紅山文化崇鳥禮俗研究〉，《文物鑒定與鑒賞》2022年第1期，頁127。